到2024年，张声已经确诊抑郁障碍十年。起初，中学时的他只是觉得厌学、容易发怒，因为看过一些精神医学的科普知识，他向母亲提出去医院看看。一家综合医院的精神心理科给张声做了测试，但母亲不愿意让他服药，张声只能靠自己的努力控制病情。抑郁症很容易复发，是否“痊愈”也全靠症状是否消失来自行诊断，在一段漫长的自我挣扎之后，直到大三那年，他才最终在北京的医院被确诊。
当下，青少年的抑郁问题越发引起社会的关注。由相关研究机构和人民日报健康客户端联合发布的《2023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患抑郁症人数为9500万人，其中18岁以下的抑郁症患者占总人数的30%；而《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也显示，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
作为曾经青少年抑郁症群体中的一员，张声说，他学生时期的病友们大多也在确诊前经历了相似自撑的过程，甚至有严重者直到自杀未遂被送至医院后，其抑郁问题才终于暴露出来。在确诊之前，他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识别自己的病症，更别提得到相应的治疗。
最近几年，相关问题正逐步引起了社会相关层面的关注和重视。2021年，教育部在答复相关政协委员提案时就明确称，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体检内容，重点关注测评异常学生，并建立全过程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服务、评估体系。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吉林外国语大学校长秦和就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加强青少年心理健康及抑郁症防治措施的建议》，其中就包括建议在每年学生的体检中增加抑郁症体检项目。
这让青少年的抑郁症筛查问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但青少年抑郁症筛查落地仍困难重重，有很远的路要走。
最危险后果
普遍而言，青少年抑郁症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都值得关注的问题。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华办事处健康与发展处处长石艾黎（Ali Shirazi）向界面新闻介绍，在世界各地，心理健康障碍都是造成儿童青少年身心痛苦的一项重要原因，但这些心理健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均未被发现和得到治疗。
据估计，全球10-19岁的青少年中有超过七分之一（14%）的人患有精神疾病，焦虑和抑郁约占这些确诊精神疾病的40%。在2021年上半年，对全球21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中，近五分之一的15-24岁青少年报告说经常感到抑郁，或是缺乏动力。石艾黎补充，新冠疫情也加剧了全球抑郁和焦虑的问题。
就我国而言，近些年，抑郁症发病群体呈年轻化趋势。《2022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青少年抑郁症患病率为15%至20%。在抑郁症患者群体中，50%为在校学生，其中超过40%曾因抑郁休学。不过，根据国家首批心理咨询师、北京化工大学心理辅导老师刘爱民的实践经验，比起这些报告提供的数据，他认为实际情况要更为严重。从业20余年，他接触了上万个青少年抑郁症的案例，从时间跨度上来看，对于抑郁问题来说，来求助的青少年比例逐年增高，同时，其中很多求助案例也暴露了其背后所隐藏的家庭矛盾等相关问题。
自杀是抑郁症最危险的后果之一，这也是它区别于其他心理问题的一个重要特点。焦虑、余光恐惧症、抑郁症……在刘爱民向界面新闻列举的几个青少年常见的心理问题中，他认为抑郁症的严重性排在首位，这主要是因为比起其他的心理问题，抑郁症“会导致个体的死亡”。美国抑郁与双相情绪障碍支持联盟（DBSA）称，未经治疗的抑郁症患者一生中自杀的风险接近20%。
石艾黎也认为抑郁症对于致死的可能性是值得注意的问题。他介绍说，根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19-2020年）》，近四分之一（24.6%）的10-16岁青少年自述有轻度或重度抑郁。同时，将2020年与2009年的数据进行对比，会发现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2020年有自杀意念的青少年比例比2009年高出6.2%，而在女性青少年中，这一比例更是上升了10.4%。
复杂的成因
当下青少年抑郁问题的成因有其时代特征，刘爱民认为，这离不开当下社会环境给予的影响。超长的学习时间、家长的忧虑、缺少面对面的人际交流等因素，再加上网络虚拟环境让他们的“心理垃圾”无法及时“像滚筒洗衣机一样甩出去”，这使得当下的很多青少年即使到了大学或之后的阶段，也有可能发展成抑郁障碍。石艾黎也提到，相较于其他国家，中国的儿童和青少年面临着其相对独特的问题，包括越来越大的同伴压力、课业与竞争压力，以及父母对孩子越来越高的期望值。
青少年所处的年龄阶段，也让青少年的抑郁症问题具有不可忽略的特殊性。盛梦露是一位抑郁焦虑障碍康复者，作为“绿汀小屋”的联合创始人，她与她的团队从2021年开始为14至20岁因抑郁焦虑等精神疾病、心理困境休学的青少年提供康复服务，目前已服务约80个休学青少年和他们的家庭。“青春期是各类精神疾病高发的年龄段，这与青春期的特征有关。一方面，从生理上来讲，他们的大脑正处于发育阶段，具体表现为相较于‘理性脑’，他们的‘情绪脑’已经发育地比较完善。也就是说，青少年可以感知到强烈的情绪波动和变化，而他们的情绪处理能力有时不足以消化这些情绪。”
盛梦露向界面新闻介绍说，另一方面，青少年也正处于社会化的阶段。伴随自我认知的逐步形成，他们需要学习和人打交道、确定自己在人群中的位置与价值，并想象自己的未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会面临很多包括人际关系在内的挑战。”
从社会层面来讲，心理问题的隐蔽性叠加青少年的特殊年龄阶段，让抑郁症青少年群体处于显著的困境之中。比如，像张声的经历一样，他们很难被直接对症治疗。评判抑郁症的其中一项标准是“社会功能受损”，对于学生来讲的“社会功能受损”，往往反映在学校环境之中。刘爱民介绍，他接触的案例中，抑郁症青少年常见的一些症状是厌学、手机成瘾、（晚上不睡、早上不起造成的）黑白颠倒等。
不过，这些症状很难直接将这些青少年引向相关科室，像张声一样，他们往往都是辗转医院的各个科室之后，才最终找到其心理根源。另外，由于未成年人的选择与资源有限，青少年的就医状况往往受限于自身的家庭环境。“有些时候，父母的病耻感比孩子还要严重。”张声说。
筛查落地为何仍存困难？
石艾黎介绍说，在中国，虽然人们越来越重视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心理健康，但有关儿童和青少年心理健康的数据收集和常规监测工作仍远不能满足需要。大多数研究都依赖于儿童或其父母的自我报告，而不是由具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诊断评估。
有抑郁倾向的青少年并非不愿意求助，他们有些选择像张声一样主动求医，还有些会在网络上查阅资料或匿名求助。2021年公布的一项数据显示，中小学生抑郁的检出率中，高中生检出率为40%，初中生为30%，小学生仅10%。另据《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青少年对抑郁障碍的识别率只有12.3%。
在此背景之下，近些年，青少年抑郁症的筛查渐渐受到重视。刘爱民介绍说，一方面，及早干预可以缩短患者痛苦的时间。另一方面，提早干预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抑郁症患者的状况可能存在断崖式下滑，从而在短时间内产生严重的、甚至致命的后果。
2020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发布了《探索抑郁症防治特色服务工作方案》，方案提出各个高中及高等院校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2021年，教育部对《关于进一步落实青少年抑郁症防治措施的提案》进行了答复，明确提出将抑郁症筛查纳入学生健康体检内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档案，评估学生心理健康状况，对测评结果异常的学生给予重点关注。
不过，青少年抑郁症筛查的普及和落地仍面临许多困难。从心理咨询从业者的角度，刘爱民认为，若想将青少年抑郁症的筛查纳入体检，筛查的实施主体很重要，其权威性将直接决定确诊后的配套环节能否做到足够完善。我国《精神卫生法》第三章第二十九条规定，“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同时，第二章第二十三条还规定，“心理咨询人员不得从事心理治疗或者精神障碍的诊断、治疗”。这意味着，确诊之后的治疗、用药，以及对于是否康复的判断等环节，都只有权威机构才能提供，并合法承担相应责任。
另外，心理问题的不稳定性，加上复测的必要性，使得筛查的工作量非常巨大。这不仅会导致成本的增加，还对筛查的准确性提出了挑战。目前，诊断青少年抑郁症的方式是心理测试结合面诊。其中，心理测试部分需要综合多种测试进行，常见的有艾森克人格测查的青少年版本、卡特尔16种人格因素问卷、SCL-90症状自评量表、我国官方提供的焦虑抑郁测试等。并且，与从前长至半年的时间周期不同，这些测试都关注就诊者近两周左右的持续状况。
面诊部分则需要专业人士观察就诊者是否有情绪低落、说话反应缓慢、有躯体化症状、失眠多梦、有自残倾向等等症状。为了使筛查结果更能接近真实状况，配备足够的专业人士进行面诊也是一个重要因素。人员配备的可行性问题也从筛查环节延伸到后续环节中，而目前的资源不一定能为如此大体量的筛查提供足够的支持。根据盛梦露的了解，目前国内学校环境中配备的专业人员数量十分有限。“一个年级有一个专职的心理老师，都已经算比较好的情况了。”
与此同时，抑郁症的污名化也成为一种潜在的阻碍。“对于学生诊断出抑郁症，学校很有可能把这件事情当作一个‘包袱’。”根据张声自己的经历，在被医院诊断出抑郁症后，他想办理延期毕业，所在高校给出的硬性条件是父母陪读。
担心被歧视，或担心被记录进档案，让很多有抑郁倾向的青少年主动隐藏自己的病情、拒绝检测和就医。这意味着，筛查环节或许只是一个开端，受访专家们认为，如何给有心理异常的青少年提供一个更为包容和接纳的环境，也是问题的关键之一。（*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张声为化名 界面新闻蔡星卓 图片央视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