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教育部发文决定，组建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并据地理区域划分5大片区，每学年对片区大中小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进行一次评估。
教育部相关负责人表示，系列计划出台，标志着加强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为国家战略。一项来自中国科学院的抽样数据显示，2019至2020年青少年抑郁检出率24.6%，2021至2022年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10.6%，焦虑风险检出率15.8%，需要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
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为何高发？每学年一次的心理健康状况评估，能否带来改变？近日，记者走近医院和学校进行观察。
医院门诊“一号难求”
本应于9月读高二的小颖，眼下已休学在家两个半月。暑假开始，她白天睡觉、玩游戏，夜晚常等父母睡着、再偷偷起来看书，造成了睡眠和学习障碍。
而一切的起因，是父母觉得进入高中后，女儿学习压力增大，趁周末带她外出散心。在突然被告知要在外过夜时，小颖和父母爆发了从下午持续到深夜的争吵。此后种种行为，小颖称是，“对不被尊重的安排的‘报复’。”
11月中旬，意识到行为背后的心理健康风险后，母亲带小颖走进了浙大邵逸夫医院心理治疗师李一飞的诊室。
“年初以来，像小颖这样的青少年患者数量明显上升，主诉一是厌学，二是游戏成瘾，三是人际关系障碍。”李一飞说，今年该院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开设数量增加一倍，却仍“一号难求”。目前，她自己的号已约到三四周后。
心理咨询与治疗门诊对面，是医院精神卫生科诊室。副主任医师张磊每周坐诊4个半天，每次放号20个。“基本‘爆满’状态。”张磊告诉记者，开学季、考试季是求诊“高峰”，近期恰逢秋冬季，又是各大学校期中考试期，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集中爆发。
“一号难求”的情况，也出现在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诊疗中心主任王奕權说，今年科室“忙得像陀螺”，除了杭州，还有从省内外其他地方赶来求诊的，市外人数占比约1/3,“儿童患者以ADHD（注意缺陷与多动障碍）、学习障碍等问题为主，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相对复杂，有疾病因素，也有抑郁、焦虑等心理障碍。”
儿童青少年人群集中的学校，数据也令人揪心。张丽芳是一家心理咨询机构负责人，也接触过杭州市检察院、教育局等开展的青少年心理辅导项目，“以杭州一区为例，去年因心理问题休学的小学、初中生48人，其中约一半已确诊抑郁症、社交障碍等，这一数字还在逐年上升。”
那么，人潮涌动的门诊背后，真的是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日趋严重吗？
采访中，多位专家指出，相比10年前，儿童青少年抑郁、焦虑等风险检出率波动不大。数字增大，一方面是国家社会高度关注下，筛查广度和深度提升，检出率随之提高，另一方面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认知水平进步，“病耻感”弱化，主动就诊人数增加。
“目前的公开数据都是抽样调查等‘横断面’情况，可靠性有待观察。当然，20%到25%之间的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风险检出率，确实应该也必须引起全社会重视。”王奕權认为。
接连两天，记者结束采访走出诊室时，都碰到家长带着孩子等在门口，脸上有焦虑、有犹疑。缓解他们的不安，正是为了创造更好的未来。
心理问题成因复杂
翻阅中国科学院发布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面向3万多名青少年的调查数据显示，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庭结构、父母关系和养育风格是影响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其中，严父严母养育的青少年抑郁风险检出率最高，父母外出工作、多子女家庭、住校的青少年有更多抑郁、孤独、手机成瘾问题。
“青少年时期普遍特征是生理上快速发育、心理上渴望独立，这一阶段父母对待孩子的方式也需同步成长。若原本家庭体系不健康，或养育模式调整不到位，就容易产生‘碰撞’。”张丽芳新近处理的个案，问题根源就是父母的婴幼儿养育模式与青春期孩子渴望独立自主成长之间的冲突。
就说其中一个行为，女儿9:40晚自习结束回家，到房间继续学习，母亲坐在客厅陪伴，等10:45闹钟一响，就起身到女儿房门前敲三下。若没有回应，这位母亲会多次敲门，以提醒“可以睡觉了，明天还要早起”。甚至在女儿熄灯后，趴到地上从门缝观察是否有动静。
“母亲的行为遭到女儿的激烈反抗，并导致厌学拒学情绪。”张丽芳认为，不管是内源性的焦虑、抑郁，还是外源性的游戏成瘾、暴饮暴食等，青少年80%以上心理健康问题源于家庭亲子间不良的人际互动体验，并投射到学校，继续不良体验，“人际交往体验愉悦的学生也会玩手机，但不至于成瘾。”
采访中，李一飞格外关注疫情对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影响。就现阶段的高中生、大学生，以及刚刚毕业的本科生来说，过去几年是培养人际交往能力的黄金期。但教学方式和人际交往模式的变动，打乱了青少年成长节奏。
“疫情期间的线上教学模式，使学生人际互动和训练减少。疫情放开后，教学转到线下，不少青少年心理也需调适，这可能也是今年门诊量增加的原因之一。”李一飞说。
人是社会的人。采访中，专家不约而同提到，大家普遍认为成年人受社会压力影响较大，儿童青少年作为未成年人和被保护的个体，受到影响较小。
但儿童青少年的成长特征，决定他们是情绪敏感人群。“经济预期、社会竞争等给父母、老师造成的危机感和焦虑感，会层层传导到孩子身上，让他们产生‘怎样学习都达不到KPI’的无力感和无能感。”张磊认为。
今天，身处技术高速发展、信息快速传播时代，通过互联网等媒介，儿童青少年拥有上一代很难想象的知识和技能广度。但生理上，调控情绪的大脑前额叶，通常要到成年后才会发育成熟。这意味着，儿童青少年生理成熟度更早，而心理成熟度更晚，因此个性稳定性较差，容易发生信息过载和行为失控。
“并且青少年的心理问题是连续的。小时候出现较明显的情绪和行为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纠正，成年后会演变成社会性问题和个人认知能力下降，因此早期干预非常关键。”王奕權说，尽管孤独症、抑郁症等的成因机制还需探索，但眼下医疗理念和技术不断进步，通过心理、物理、药物等手段，很多问题能得到有效控制和治疗，家庭、学校、社会不用“望病生怯”。
此外，抑郁情绪不代表抑郁症。张磊告诉记者，一般只有抑郁情绪持续超过两周，且每天大部分时间开心不起来，难以自我调节，学习工作效率明显下降，伴有“晨重晚轻”等节律性特点，临床诊断才会考虑抑郁症。因此，也不必把问题放大，变成惊弓之鸟。
变治“已病”为治“未病”
上工治未病。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有强爆发性，又有隐蔽性和反复性，容易被忽略甚至忽视。把心理健康服务“关口”前移，把问题解决在萌芽之初，至关重要。
事实上，从国家17个部门联合印发的全国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到设立心理健康工作咨询委员会，承担大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研究、指导等职责，并直接受教育部领导，再到设立5大片区，规定每学年开展一次全面评估，既体现前所未有的高规格，也透露从“治已病”向“治未病”的理念变革。
“生物、心理、社会、环境等因素都会对儿童青少年心理产生影响，因此呵护他们的心理健康也需多方主体努力。其中，作为离孩子最近的家长，不仅要负起监护职责，更要学会倾听和共情。”在张磊看来，这个时代对父母要求很高，代际之间的信息差异拉大、沟通难度提升，而他们自身也有很多原生家庭、社会压力等问题没有解决。但不管怎样，做一名合格的、能成长的家长，这是一门必修课。
针对家长的监护监督行为，王奕權特别强调，父母要增强识别能力，例如针对青少年玩游戏，要看他们是有正常的线上线下交际，还是通过游戏回避正常社交，以及有无成瘾倾向，“不能一棍子打死。”
家庭以外，学校也处于预防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的一线。对于高中大学阶段的学生，在校时间甚至比在家时间更长。在采访中，专家认为要把心理老师这一群体作用充分发挥出来。
当前，学校普遍设置了心理老师岗位，但因缺乏临床经验，他们识别、干预青少年心理健康问题能力较弱，还有部分是兼职。
对此，杭州七院联合杭州市教育局开展了一项医教联合行动，每年面向杭州所有学校心理老师进行为期三天的培训，并到医院跟岗见习两天半。今年，跟岗时间进一步拉长，变为寒暑假实习，以提升心理老师专业水平。
此外，王奕權介绍，去年，杭州市儿童青少年心理诊疗中心还在淳安、桐庐等地设立8个分中心，推动医疗、教育等专家力量“下沉”。此外，科室医疗助理队伍里也吸纳了不少教师成员，一个从发现到干预再到治疗的体系逐步形成。
“近年来全国各地学校陆续开设劳动课，去年教育部印发义务教育劳动课程标准，这是一个好信号。”张丽华建议，大中小学还应开设生命课程，包括心理教育、哀伤教育等。
她认为，这对儿童青少年正确识别情绪、理解人生、认知世界等有重要意义，也是心理健康问题防患于未然的重要策略。（浙江日报 沈晶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