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的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上学时坐在最后一排，从不举手回答问题；上班时把头埋在工位，几乎不参与闲聊；耳朵里总是塞着耳机，口罩时常遮住半张脸，即便是每天朝夕相处，也很难描述出他的性格和特质。
24岁的李怡就是这样一个“影子人”。在他人评价中，她是一个“极度内向”的女孩，但只有她自己知道，这并不是内向，而是她无时无刻不对社交感到恐惧。
从小到大，因为害怕别人的目光，她习惯性躲开人群；每次说话前再三打好腹稿，却会在插话时机上不断纠结；无法控制反思自己，几乎每个深夜都觉得自己差劲，根本不值得被爱……发展到后来，每次说话时她都伴有躯体反应，下意识地手抖、出冷汗，甚至发不出声音。
李怡患上了社交焦虑障碍，这是一种多发于青少年的焦虑性神经症，又称社交恐惧症。2019年中国精神障碍流行病学资料显示，我国社交恐惧症的年患病率为0.4%，终身患病率为0.6%。以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计算，每年被诊断为社交恐惧症的患者有560万人。
相较大多数人调侃式的自称“社恐”，生理层面的社交焦虑障碍时常被忽视、很难被诊断、更难被克服。
症结
“社恐”的难，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
开学季是彭宇最讨厌的时刻。安静了一整个夏天的校园忽然变得熙熙攘攘，走在路上总能碰到同学。他想念暑假：安静的宿舍、空无一人的实验室、不用人挤人的食堂，他可以不用耗费任何心力跟人交谈。
而现在，为了不显得格格不入，彭宇不得不抬起头，把自己切换到“社交模式”，假装快乐地打招呼寒暄。有时对方没认出自己，他就把头埋下去，或看向远处，或拿出手机——胡乱划着，只为躲避视线。
找工作之前，大四的袁梦也从未想过，自己会因不擅长社交，“错失不少机会”。第一次无领导小组讨论中，邻座同龄人侃侃而谈。因为害怕打断讨论，袁梦数次张口，但语句卡在喉咙里，一句也说不出来。
当心理压力过大时，“社恐”的人会选择拒绝与他人交往。
两年前，刚从学校结束集体生活的刘晶然回到家乡，忽然发现自己仿佛失去了社交能力，只要面对陌生人的眼光，身体就会出现出汗、发抖等症状。她推测，自己可能是得了医学意义上的社交恐惧症。
2020年，中国青年报社联合中国社会科学院对青年一代的社交情况展开调查分析。其中，40.2%的人表示自己存在不同程度的“社恐”。
但社交恐惧和社交恐惧症是两个概念。医学层面上，社交恐惧症是一种心理疾病术语，是恐惧症的一种亚型，又被称为社交焦虑障碍。恐惧发作时，患者常常带有明显的焦虑和自主神经症状，这往往需要经过严密的临床诊断，是具有病理特征的精神疾病。而年轻人广泛讨论的“社恐”，更像是社交过程中的某种状态。
社交焦虑障碍常常伴有长期过程，会对患者的学业、职业和社会关系产生巨大影响。在他们眼中，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世界上“最大的难题”——对话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和审视的眼光犹如一座大山。他们不仅紧张，还会头晕、燥热、发冷、心跳过速、胸痛、呼吸急促、头痛。
搁浅
和人交往的技能需要练习，袁梦发觉自己“不进则退”。
她喜欢给自己打造“搞笑女”人设，就像“角色扮演”。一旦需要和人交流，她就会把不想讲话、害怕社交的自己封存在心底角落，伪装成一个会社交的人。
伪装几乎是每个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必备技能。今年24岁的李怡则习惯了每天早上醒来，在床上预设一遍今天可能产生的对话——
“昨晚睡得怎么样”“早餐想吃什么”“今天打算做什么”，在完全做好心理准备后，才会从自己的小床上下来，推开门，开始今天的生活。
这并不是少数。豆瓣“社恐抱团取暖”小组中，一位网友描述着自己假装外向开朗的日子，在反复练习后才终于习得了外向技能。但问题在于，尽管在工作中有用，但外向始终不是自己天生的那层皮，表演外向时始终觉得自己是装在套子里的人——“在里面待一时可以，待久了会窒息。”
彭宇把这形象地比作“电量”。社交需要消耗电量，一旦消耗殆尽，就必须回到熟悉的环境中。对他而言是宿舍的小床，拉上床帘，戴上耳机，慢慢恢复自己的平静。
几乎每一位“社恐”人士都希望自己能“走出来”，但困难重重。
刘晶然觉得，自己的生活因社交恐惧被搁浅了。“我知道，我不能再继续在家里待着了，但是我无法说服自己走出去。”每次站在家门口，刘晶然总是升起“要不要工作”的念头，坐在门口想一整天后，再默默回到自己的小窝里。
因为社交恐惧，她已经在家待了两年。多数时间里，她待在自己的房间里，几乎断绝外界一切对话，非必要不会出门。即使出门，她也会用口罩、帽子和耳机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
恐惧步步逼近，自己节节退败。在大学期间，由于恐惧水和游泳馆里的人，刘晶然无法按时学会游泳，不得已延毕半年。同学都顺利毕业，刘晶然不自觉地会陷入一种自我责备，为自己不能像其他人一样洒脱地社交而感到羞愧。
社交恐惧症患者的心理活动可以被称为认知加工偏差，比如在面对社交人群时会夸大负面结果出现的可能性，或者对模棱两可的情况作出消极的解释。
对她而言，社交是“如履薄冰”的。“一旦有一件事情做得不完美，我就会无限制地去反思自己的生活。”从小到大，所有尴尬的事情就像放电影一样，在她的脑海里重映。接下来，她会不自觉陷入一种绞尽脑汁回想细节的状态，最终认定“今天的社交太失败了，对方一定不想下次和我一起出去玩”。
她害怕任何带有自身观点的举动，比如拒绝。拒绝本身会耗费“社恐”人士巨大的精力和勇气。刘晶然会在拒绝一件事后忐忑很久，思考自己的拒绝会不会显得很无礼——一旦无法说服自己，就会陷入无尽的内耗和自我批判中。
社交恐惧不仅影响生活，甚至在摧毁生活。“有时我也在想，为什么对于别人来说轻而易举的事情，到了我这儿就比登天还难了呢？”
驿站
几乎所有的“社恐”人士都尝试解答，究竟什么造成了“社恐”？
今年9月，袁梦决定正式向“社恐”“开战”，既然逃避不了社交，她开始尝试把“和陌生人交流”搬上日程，尝试给自己“脱敏”。
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社恐互助小组”的号召，希望找到有同样困扰的人，提高自己的表达能力。短短1周，群里就增加到100多人。
但令人惊讶的是，多数人都在窥屏，鲜少有人说话，甚至4个人的互助小组也很难凑齐——克服“社恐”这条道路，大家都显得谨慎内敛。
“其实也能理解”，袁梦说，如果小组不是由她发起，大多数情况下她并不会在群聊中发言，“这或许也是‘社恐’患者的共性，我们不喜欢表达。”因为表达观点容易引起关注。
学者段俊吉曾对21名青年进行深度访谈，发现“社恐”总是与“内向型人格”“自闭型人格”“慢热型人格”“讨好型人格”等多元人格类型相互交织。在“社恐”青年的内心深处，似乎一直在追问着诸如“交往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我应该如何在交往中自处”等关键问题。
一方面，以父母和独生子女为主的核心家庭占据主流，年轻人缺少同辈，本身就社交经验颇少；另一方面，网络的畅通发达也让青年更容易塑造自己的“媒介形象”，更依赖网络社交。多数“社恐”青年都是重度网络使用者，他们的社交半径在网络的延伸下，变得广阔又狭窄。
袁梦发现，社交给自己带来的最大压力是“外界评价”。每当和别人聊天多说了几句，她总是不自觉陷入对别人的预判，无法控制自己不去思考他人的反馈，无法接受别人口中对自己的“不良判断”。
彭宇则认为，自己的焦虑源自自卑。从小不喜欢说话，他时常被亲戚认为是“木讷的怪人”。在学校经历过孤立和校园欺凌，他的思考方式变得消极悲观，不敢在外界面前表达自己的观点，“我会觉得没有人在听”。
两年里，刘晶然无数次听到亲戚希望她改变的声音，“在家待着人会废掉”的劝解并不能解开她的心结，反而让她更害怕和人交流。
“我已经开始接受自己不会融入社会了。”刘晶然说。她希望能给人生一段喘息，短暂逃避社交带来的内耗和自我拉扯。
袁梦希望，社会能多给像自己这样的“社恐”一点时间，不要总是用价值标准来判断人生成败。“哪有那么多有意义的事情？”
每一次焦虑，意味着迷失一次自我。但现在，李怡觉得自己在接受这种失控，“空白是暂时的”，她相信属于自己的驿站终会出现。
（应受访者要求，李怡、彭宇、袁梦、刘晶然为化名）
实习生 牛益彤 中青报记者杨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