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深圳市一所小学的校长，邓少勇和同事们的一个观察是，近些年一些刚入学的一二年级小朋友没有以前的学生那样活泼了。
担任深圳某幼儿园园长的王翔也观察到，最近几年每年招生，3岁入园孩子出现行为偏差、有攻击性、自控力差等问题的也比过去多了一些。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2023年2月发布的2022版“心理健康蓝皮书”《中国国民心理健康发展报告（2021-2022）》显示，青少年群体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风险，高于成年群体，需要进行有效干预和及时调整。
深圳是一个年轻的移民城市，工作竞争激烈，生活节奏快，压力大，一些心理行为问题变得突出。为此，今年6月，深圳市政协专题举办“关注青少年心理健康”深聊会，邀请多位政协委员，和心理、教育、法律、妇儿、社工、慈善等领域的委员、专家展开“深聊”，为建设更加有利于青少年心理健康发展的教育、救助、支持机制和平台建言献策。
0-6岁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
在深圳12355青少年服务台做了31年志愿服务的汪克非看来，疫情后接听电话的工作量明显多了。“有一天从早上9点接到了晚上9点，接了18个电话，每个电话都用时30分钟以上。”
今年60多岁的汪克非也是深圳市志愿者联合会直属热线服务组大组长、直属社会调研组大组长。她告诉记者，团深圳市委早在1989年就组建了深圳心理关怀义工倾听热线，近年来12355平台年均接听量有1万多通。而在今年1月到6月，接听量已经超过了11483通，线下面对面心理咨询个案103个，促成了51个危机挽救。
为了加大服务力度，今年4月，12355平台又将接听电话座席从原来的4席扩大到9席，未来还要将服务时长从“朝九晚九”延伸至“7×24”，让更多有专业资质的人员为市民提供服务。
深圳康宁医院儿少精神科心理治疗师洪梦璕表示，近年来，在全球范围内，5-14岁的儿童、青少年群体的精神心理疾病发病率有明显的上升趋势，其中抑郁障碍、孤独症谱系障碍、焦虑症等较为常见。
根据研究，青少年抑郁症跟成年抑郁症有一些不同之处，青少年患者的抑郁主诉较成年患者更少，在抑郁发作期间可能出现较多的负面情绪，包括低落、难过、无聊等。且常出现烦躁易激惹、易受挫、易发脾气等情绪行为问题，但程度较轻的患者通过合适的支持和认可、与人倾诉以及运动等方式都能得到缓解。通常，年龄越小的患者会更多地反应在躯体症状上。一些患儿还有可能出现注意力、认知能力的下降，从而影响学习成绩。若此时孩子没有得到及时的帮助和支持，反而被指责和批评，就可能引发更多的负面情绪。
而在王翔看来，心理问题有潜伏期，有爆发点，追溯青少年心理问题，很多应该在幼儿阶段就出现问题了，“0-6岁是人格形成的关键期，对一生影响很大”。
青少年心理问题成因复杂
深圳大学心理学院副院长郭田友也是一名业内资深的临床心理医生。“青少年心理问题的成因很复杂，家庭、学校、社会都可能在其中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他接诊的门诊个案中，单一的重大生活事件可以直接改变个体的心理状况，日积月累的小事也可以起到同样的效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经历心理失衡的状态，但不一定会发展成达到临床诊断标准的疾病。”他希望社会不要随意给人“贴标签”，很多问题可以通过充分的心理支持就得到解决。
在危机干预一线志愿服务多年的汪克非也有相同的看法。在12355平台接到的青少年心理问题咨询中，大部分是跟学业有关的。“电话打进来就说自己不想学了，学不进去了。”汪克非和同事们先后帮助了24个青少年重返校园。“也有学霸，‘一模’成绩很高，但是‘二模’降了很多，甚至成绩还不如学习差的学生，一下子就情绪崩溃了，出现心理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心理咨询师根据每个案例实施不同的支持方案。
目前，深圳全市已经按照1∶1000的师生比例配备了专职的心理教师，截至今年3月，深圳市中小学专职心理老师已增至2043人，约为2020年6月的2.4倍。但是，邓少勇在多年的教育生涯中发现，学校在心理筛查和教学过程中发现心理健康障碍学生后，有时候得不到家长和学生的足够重视。
有一次，学校在举办心理咨询师校园活动时已经明确一名学生需要接受心理干预，对家长进行告知后，家长却认为没什么大不了的，即便学校心理咨询服务是免费公益的，也不愿意进行进一步干预。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儿童青少年的心理状况比较难以发现，是否发现更多取决于父母受教育程度、对疾病的认知程度，能否意识到疾病的重要性、带他们及时干预。对青少年抑郁症患者而言，人际关系问题和家庭环境是使其陷入抑郁的首要因素，63%的学生患者在家庭中感受到父母严苛、缺乏关爱，有些家庭也常出现激烈的家庭冲突。
郭田友在临床一线也发现，有的孩子已经出现严重自伤，但父母却依然认为孩子可以跟同学笑着聊天、打游戏，就没有心理问题、不影响考试，还有一些家长则是推诿、指责，而不是站在同一个立场去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中考高考可能是没有办法回避的，但是家长总是有意无意偏向考试，把头埋在沙子里假装看不到问题，导致一些伤口越来越深，这些都是非常错误的认知。”
专业力量缺乏，心理健康服务缺口大
经过多年的心理咨询，汪克非认为，“心理疾病和生理疾病有很大区别，每个案例，因事、因人、因地不同，会有很大不同”，她认为心理咨询师不是老师，不能告诉对方应该或者不应该，而是要通过心理调适和引导，让对方醒悟和发现。这必须依靠专业的人才能做到。
郭田友谈到目前心理健康服务缺口很大，能提供专业服务的人员非常欠缺。有些社会上的机构收费昂贵，但仍然供不应求。
深圳市妇女儿童心理健康服务中心理事长孙亚华提到，目前深圳进行心理咨询业务的商事主体有300多家，但是服务资质和人员管理良莠不齐、收费不菲，心理咨询市场鱼龙混杂，真正专业的机构和人才缺乏，而心理咨询必须经过长期专业的干预才有效果。
拥有心理咨询专业背景的汪克非，经常说自己干的这件事，应该叫“心理环保师”——别人心里有垃圾了，要把它清除掉，同时也要清除自己的心理垃圾。但是不像现实中的保洁人员，搞完卫生，洗洗手就可以了。清除心理垃圾，需要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让“健心”成为一种习惯
深圳市教育发展“十四五”规划提出，要实施心理健康教育行动。建立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心理服务各有侧重、无缝衔接的一体化教育与服务创新体系。建立多部门协同、市区校三级学生心理健康辅导、咨询、诊疗体系。配齐配强心理健康教师，开齐开足开好心理健康课。高标准建设中小学心理辅导室。建设集诊治康复与生活学习于一体的医教融合的未成年人心理服务基地等。
2022年，深圳还印发了《深圳市学生心理健康教育与服务体系建设方案（2022-2025）》。与此同时，邓少勇和另外几位政协委员，还提交了一份关于关爱市民心理健康、制定深圳市社会心理服务管理条例的提案，目标是通过立法明确部门职责，督促其各施其责、各尽其力，加大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既健身又“健心”。当市民像健身一样去“健心”的时候，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就真正建立起来了。
在深圳，虽然目前24小时心理热线、心理危机干预等起到了防火墙的作用，心理服务领域的社会组织也发挥了疏导作用，但是市民知晓率、参与率依然不足。
在邓少勇看来，社会心理服务不等同于心理健康服务，也不等同于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而是人人可享有的免费、便捷、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像公园的健身设施一样。通过制定深圳市社会心理服务管理条例，实现各部门协作、整合、完善全市公益心理服务体系、公益心理服务平台共享、推进社会心理服务跨界融合等目标。
他认为，应该通过立法明确部门职责，督促其各施其责、各尽其力，加大宣传，引导人民群众既健身又“健心”，由被动应对心理健康问题向主动培养健康心态转变。
（记者刘芳）
